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

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可以归到仁爱里面去，剩下的就是法治。而仁和礼的关系不是仁礼并重的，是仁是根本之道，礼是仁之用。

中国传统是从民本到民主，这跟民主自由的思想是能够接轨的，因此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体新用的新儒学。那你这个政治儒学体在哪里？它没有体的。它是一个乌托邦，他自己还不明白哪个是体、哪个是用，体用两个关系他都没讲清楚。但这个天的话，它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为什么历代制约不住？因为他是天子，他认为他是代表天说话的。因此可以说，我接受明清之际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是从民本到民主的思路。

只要有一院反对，那其他院的议案都通不过，那这不就成了扯皮吗？而且你三院的组成，什么国体院、儒道院和庶民院，庶民院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议员，那你自己跟人闹矛盾说，民主不是天下公器。所以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就是缺少仁爱精神所导致的一些片面性。……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

不过当乾隆中叶，考证学盛行的风气不会骤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仍然要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陈立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何休受命改制的意思，又去掉了刘逢禄变的观点，只剩下卑不足道的文字训诂。陈立的《公羊义疏》用力勤而取材丰富，在清人的义疏中，论材料之丰富可称上选，但缺乏断制工夫，以致獭祭而无所适从，更谈不到‘集《公羊》之大成。故一向称《春秋》无达例，于是，还得讲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事同而辞异，事异而辞同，孔广森明知这其中有很多无法说通之处，所以只好说大抵云云，这是事先为讲不通之处留下借口。

其三，为建设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他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有所认识。

然则其中包含着不应将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的、死板的整体，而应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阶段这一可贵的合理因素。他由此得出一条原则：《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孔广森自立的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这三科九旨，都是企图深究《春秋》属辞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故只好随时搪塞敷衍。此为清代第二部公羊学著作，因而对于引起学者社会注意和研究公羊学说，毕竟有些作用。

如，《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康有为对公羊历史哲学的发挥比龚、魏大大前进了，龚、魏引申公羊学说鼓吹变革时，还停留在议论阶段，至康有为则将公羊学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他的新三世说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还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过封建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因而，对鸦片战争以后局势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梁启超论清代今文学派崛起的历史，称刘逢禄发扬庄存与开创的学术，大张其军，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而常州学派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16)，实为确评。

《春秋公羊传》所阐释的是对华夏历史文化演进方向关系极大的《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强调拨乱反正，主张改制、进化。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

(17)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又认定历史是变易的，社会是进化的，从短时间范围言，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

二引毫不相干的伪书《孔丛子》三统之义，夏得其正的无根之说，与公羊义法风马牛不相及。进入专题： 晚清公羊学 。赵汸《春秋属辞》首条提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他总结公羊历史哲学而形成的气运说，极大地帮助他去体察因鸦片战争而引起的新的历史巨变。陈立此书虽以义疏名，然则疏解公羊学的义理实非其所长，他的兴趣乃在礼制训诂方面，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当代学者评价此书不足以称义疏，而应该称集解。康有为以自已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

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戊戌时期前后以不同路数研治公羊学的学者，我们可以举出王闿运、廖平两人。

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不但如此，由于公羊学说独特的哲学内涵、历代出色的公羊学家理论创造精神和这一学说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它无疑又能为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一个优质富矿，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和总结。

他说明，这一书法的规则是由文献学方法归纳而得来的。王氏笺：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

陈立与凌曙有师承关系，陈立治公羊学的路数与凌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于凌曙。反复申明要深入体会圣人之心、圣人之法，即领会精神实质，灵活变化。……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在政治上，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王闿运并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所以其书未能摆脱经注家的旧轨。

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议。

他又强调《春秋》的义旨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礼法伦常，圣人对此有精心的安排：《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

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廖平的学术观点中没有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他对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点非常隔膜，故被学者称为游离于时代主流以外。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公羊学的生成史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其标志，其后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示出其哲理的深度、创造的精神和独特的风格。它包括：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也。

同时发愿要创立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力。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春秋正辞》是从重视义理的路数，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

按，比较何休注与王氏笺，两者路数完全不同。康有为谈到两部书的关系时说：既著《伪经考》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

又如，关于通三统，庄氏的解释也有甚为中肯之处。所得的结果实与其愿望相反，于古文无补，于今文则混淆了公羊家法。